去今五百余载，王阳明以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和军事家之全才卓然于世，被尊称为“圣人”。置身其所处之明代，王阳明以非凡的努力和智慧，汇通中国古代儒释道哲学思想的精华，适应时代之变，系统阐发了“心即理”的哲学命题，并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的实践路径。晚年，他更将毕生学问凝练为“致良知”三字，由此臻于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“真三不朽”之境。为使舞剧《王阳明》更加贴近这样一位历史人物，创作组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尝试运用“三个王阳明”的概念，即“世界的王阳明、人性的王阳明、贵州的王阳明”，来诠释其思想与人格。
世界的王阳明
当时间进入到十五世纪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、生产技术的提高，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。人们需要新的思想理论来适应这种变化和发展，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，东方迎来了心学的兴起与理学的演变。如果把时间作为横坐标，把空间作为纵坐标，就能够更加清晰、准确地把握住这位圣人所在的历史方位。可以说，王阳明及其思想的产生，不仅是个人的偶然，更是历史的必然，是大时代的强烈呼唤。
展开剩余84%在剧本创作中，创作组通过查阅资料发现，哲学意义上的王阳明，早就已经突破了国家和时代的限制，影响到日本、韩国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。站在世界的维度，他的“人人皆可成圣”，与同时期西方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一些思想等产生了同频共振，可与世界思想界的巨人们比肩。
在创作团队看来，只有以这种宏大的视野去理解和体会王阳明，才能更加彰显他的价值。所以在剧本的结构设计中，开篇和结尾特别强调了王阳明及其思想的世界性，凸显这部作品的全球视野。在当今新一轮东升西降的历史抉择面前，发掘弘扬阳明思想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。当王阳明对个体内心的探索，与文艺复兴对人性的高扬在世界文明史的维度上同频共振时，他的思想便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，淬炼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。
在近年的舞剧创作中，对大历史观的涉及已经渐成潮流，比如《五星出东方》中反映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《咏春》中岭南文化与世界的冲突与交融等。而创作舞剧《王阳明》，最重要的是打开全球视野，以舞蹈语汇实现不同国家种族之间的情感共鸣，从而将主题和思想转化为世界性的表达。
人性的王阳明
如何通过舞蹈与圣人产生共情？一方面，用舞蹈来表现王阳明，具有一种天然的奇妙的契合度。舞者与舞蹈的关系，在某种意义上恰是“知行合一”的反映——舞者内心的“知”，须臾不可离于其身体的“行”，这种身心合一的状态，正是哲学理念的艺术外化。对舞者而言，这是一次对‘知行合一’的切身践履；对观众而言，则是一次无需言语的、直观的哲学体验。
另一方面，以舞蹈的形式创作一位圣人，从哪些方面入手，无疑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。通过学习，创作团队发现王阳明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夫子，而是一个有趣的、生动的、立体的人。于是，在剧本创作中，如何把“哲学”轻轻放下，将“人物”高高举起，通过舞蹈展现王阳明的人性，就成为创作努力的方向。实际创作中，讲述一个人成为圣人的过程，成为创作组的主要着力点，即将伟岸高大的圣人还原为一个鲜活生动的凡人——有喜怒哀乐，有情感波动，有生活中的点滴细节。
王阳明自小兴趣爱好广泛，从下棋到玩带兵打仗的游戏，从游历居庸关考察武备到在父亲官署中格竹等。他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探索与尝试，一个立体的人的形象跃然而出。而创作组所考量的，就是哪些场景与舞蹈更适配、哪些人物与故事更契合、哪些舞蹈与剧情更和谐。
带着一系列的问题，创作组来到贵州采风，得见狭小、逼仄的玩易窝。给人以压迫感十足的局限空间，激发了我们的思考：王阳明与其思想的关系犹如风筝和线，人的思想再深邃，飞得再远，也要依托其存在的身体。而极限空间中的思想与身体的冲突是激烈的，动作的起伏则是内敛的，剧中阳明“开悟”一段逐渐清晰了起来。受此启发，创作组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，尤其注重人物的日常与情感描写。例如，通过王阳明家人的角色设计，烘托其入狱时的思亲之苦、忧政之苦、悟道之苦；再如，将少年阳明格竹之事以插叙入场，展现其成圣之路上初心未改，等等。
贵州的王阳明
贵州，是王阳明一路颠沛流离所至之地；修文，是王阳明一生所学而道之所成之处。讲述王阳明必不能离开修文、绕开贵州。事实上，贵州文艺界一直对王阳明题材情有独钟。近年来，陆续推出话剧《此心光明》、京剧《阳明悟道》、歌剧《王阳明》。而舞剧《王阳明》所要做的不仅是舞出一个王阳明，还要构建出一种艺术逻辑，体现出王阳明作为贵州的文化符号、地域情结、传统精神的价值所在。阐释出阳明与贵州不仅是简单的在地与他者的关系，而且是贵州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王阳明一生到过许多地方，可是他的悟道为什么偏偏是在贵州，而不是京城或其他别的什么地方？答案或许正在于贵州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，促使他进一步思考生命和哲学的本质。在创作这部分内容时，创作组意识到所有的设计都应为主题服务，努力使王阳明在贵州完成由凡入圣的转变更具逻辑上的合理性，重点通过舞蹈语汇表现王阳明在贵州的心路历程。
贵州的山水、民风与王阳明的思想碰撞出了不同的火花，贵州的自然景象与王阳明的内心探索相互交织，成为构建剧本的重要底色。从初到贵州的水土不服、思乡心切，到身体与思想的双重痛苦，再到心灵的觉醒与超越，这一系列的变化并不是孤立发生的，而是与贵州的生活密切联系、如影随形。得失之间、悲喜之间、生死之间，既有大恐惧也有大机缘。剧本前后进行了呼应，从牢狱之灾受刘瑾的迫害、思乡之苦对家人的眷恋、身体之痛对自身的折磨，这“三悲”的设计，与贵州人民至真、至纯、至情、至性的“四至”抽象，相互印证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脉络上的层层递进，进一步促使王阳明意识到，人不能抛弃自己的真性情，成为无人性的“外物”，而要成为最本质的、个性不被束缚和蒙蔽的人。正是在这极致的痛苦与质朴的温情的交织中，他触摸到了那内在的、能判明是非善恶的“良知”，并由此开启了“致良知”的圣贤之门。人伦之情，众生之爱，让人成为人，这是蕴藏在每一个人心中的“成圣之道”，人人皆可为尧舜。
一千个人的心中，就有一千个王阳明。
人们心中的圣人，是努力追求“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”的王阳明，是“人人皆可成圣”的王阳明，是爱家人、爱百姓、爱光明的王阳明。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，创作组努力用当代的视角去诠释古代的圣人，努力呈现出一个立体生动的王阳明。如果观众能从这部剧中得到一点启示，感受到“一点灵明”，那么创作初心也就实现了。创作组也将虚心接受广大观众的批评和指正，让王阳明塑造得更加完美。
文/若水
图/贵州省歌舞剧院提供
编辑/黄若佩 王子琪
二审/姚曼
三审/黄蔚 陈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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